摘要：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政策呈现出遵循时令规律的特点，深受时令月令文献中政事与自然时序相对应的分类思维影响，表现为季节与特殊社会群体之间的对应关系，体现在春季养幼寸孤与秋季养老等措施在时间上的安排。这种依时施政的方式，一方面促进了相关政策的制度化，有利于形成持久稳定的治理传统；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时间上的固定化使社会福利带有仪式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行政弹性。月令体系深刻影响了秦汉时期国家在特定时节对福利政策的施行，强化了整个社会共有的时间与政治文化秩序。
关键词：月令、秦汉时期、特殊群体、慈幼、养老
特殊社会福利指针对特殊群体施行的社会福利。秦汉时期，六合一统，国家将各种类型的社会人口悉数纳入统治之下，从而为社会政策的广泛施行提供了可能。月令是阴阳五行家将“与四季十二个月中阴阳之气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礼乐及相关的思想，组成一个互相配合的系统”。其自然划分与社会划分互相对应，呈现出同态的关系。其中包括了将特殊群体与时间、方位匹配，从而对特殊社会福利的施行加以安排。秦汉时期的政令或以月令类文献为潜文本，或直接以季节为诏令先导之词，体现这种以时序为轴的“世界图式”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
出土文献如青川秦牍《为田律》、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中的内容和月令有不少接近的地方，居延元康五年诏书简和时令文献存在渊源关系，尹湾汉简《集簿》直书“春令”，而悬泉壁题《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以及居延新莽简与今本《礼记·月令》文字更为接近。无论是出于考察经学对于政治实际影响的研究兴趣，还是为了探讨秦汉国家行政背后的文化意涵，近年来学界将月令与秦汉政治的关系纳入研究范围。在前学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月令与秦汉诏令中的特殊社会福利内容，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的时代特点与文化内涵。
一、四时、五行、八节、十二月与特殊群体
王梦鸥在《月令探源》中曾详细地梳理了时令、月令的诸多文本。借鉴王氏以时间区隔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即可发现随着区隔方式的不同，单位时间所对应的特殊社会福利内容亦有一定差异。
（一）以四时为序
在时令文献中，有以季节为时间单位，将四时和特定类型的人口进行匹配。《皇览》中有关于迎四时礼仪的残文“秋养九志于西堂，冬养九胜于北堂”。陈侃理据银雀山汉简《迎四时》将其订为“养九老”、“养六胜”，两篇互相补正，知明堂迎四时之礼有“春养八穉于东堂”、“夏养七孀妇于南堂”、“秋养九老于西堂”、“冬养六胜于北堂”之说。稚童、孀妇、老年男性和女性，分别在春夏秋冬得到象征性地赡养，至于八、七、九、六之数则遵循成数。这一内容与《大戴礼记·千乘》所载千乘之国四佐司春、夏、秋、冬之事相似。春三月“朝孤子八人”，夏三月“爵士之有庆者七人”，秋三月“食农夫九人”，冬三月“息国老六人”。银雀山汉简《迎四时》、《大戴礼记·千乘》都遵循成数。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春宜少年，夏宜耆年，秋宜佫年，冬宜□……”整理者认为：“佫，宜当读为‘胡’。《诗·载芟》‘胡考之宁’，毛传：‘胡，寿也。’《周书·谥法》‘弥年寿考曰胡’。” 同样将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与四季进行匹配。
将特殊社会福利的对象与时令进行匹配，并非仅限于此种四时之说（因为其中使用了五行成数，更可视为五行化的四时），亦见于《礼记·郊特牲》中的“春飨孤子，秋食耆老”。对此，南朝经学家皇侃认为：“春是生养之时，故飨孤子，取长养之义。秋是成熟之时，故食耆老，取老成之义。”顾炎武认为：“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而《淮南子·时则训》、《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中“迎四时”的部分，还赏的对象不具有像银简《迎四时》那般施惠于某种特定类型人口的特征。如《淮南子·时则训》，立冬之日迎岁，“还，乃赏死事，存孤寡。” 大抵是文本糅合，四时、五行被打入十二个月造成的。因为迎四时和特殊群体匹配的内容与按月施行政事的内容部分重复，使原有的迎四时的内容消减。
另一种四时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大体上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秩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政事不离天地之大经，“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一切的政治和人事都应向了生长方向进展，俾得增加自然界的动作的力量。所以在那时候，向来关闭的地方要打开，刑罚要停用，犯人的桎梏要解除，伐木和打猎要禁止，让人和物各得欣欣地生长”。则惠政当于春季施行，如《管子·禁藏》的春令施惠尤为突出：“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与春、夏、秋、冬四时的生、养、杀、藏相对应的是庆、赏、罚、刑四政。
（二）五行与特殊群体
以五行为序施行政事，如《管子·幼官》和《管子·幼官图》，虽然分为五时，但日数仅四时有之。《管子·幼官》中的惠政有秋“修乡闾之什伍，量委积之多寡，定府官之计数。养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无私”。冬，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而以五时、五方来区隔则见于《管子·五行》、《淮南子·天文训》、《春秋繁露·五行顺逆》、《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五时是将三百六十日五等分，并匹配五行。在这种时间分配方式下，中央土用事的七十二日的施惠功能被突出。《春秋繁露·治水五行》土用事的七十二日，对应的政事就包括“养长老，存幼孤，矜寡独，赐孝弟，施恩泽”。
四时和五时的起点不一样，五时以冬至为起点，四时是以距离冬至四十六日，即立春开始的。而季节的重要性和空间的重要性相比肩。《淮南子·时则训》中将五方与五时的区分功能匹配，中央所对应的施惠亦得到强调，“行稃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不过，《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中在金用事时有“存长老”，《淮南子·天文训》中第四个七十二日、《淮南子·时则训》西方并无存长老的内容。此外，《淮南子·时则训》中南方有“振贫穷、惠孤寡、忧罢疾”，《春秋繁露·治水五行》在木用事之时安排“存幼孤，矜寡独”，显示出五行、五时、政事有不同的匹配方式，而缺乏一致的做法。 银雀山汉简《五令》德令、义令、惠令、威令、罚令也与五行相匹配。而 “德令者，求诸孤幼不能自衣食者，禀（廪）气（饩）之，以助生”；“惠令，求行年八十者，修其床席，问其饮食，以固守。”
（三）八节、十二月与特殊群体
《管子·轻重己》又有八节为序，春始（冬尽）、春至、夏始（春尽）、夏至、秋始（夏尽）、秋至、冬始（秋尽）、冬至。四季皆有始、至、尽，上一季之季尾与下一季的季首交叠，以此为单位对政事进行安排。和四时是相通的。因而《管子·轻重己》中亦强调春季施惠。
以月来安排政令的施行，是严格意义上的月令。月令由时令而来，因而也需要调和四时、五行的关系。《管子·四时》调和四时与五行，以中央辅四时，这种虚应为《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所继承，但月令更多的是承接四时之时令而来，其起点和四时时令一样，也是立春。《淮南子》则尝试对中央之政事假以时日，将季夏给予中央土，王爱和认为“四季和五行间的关联是最难的，《管子·玄宫》和《吕氏春秋》都未能解决这一难题。《淮南子·时则训》中的‘月令’发明了五季，在四季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个季夏，代表一年中的第六个月，从而成功地结合了所有其他基于四、十二的关联”。但如李零所说“实际上却更不整齐”。又有以四时之末之十八日分配给中央土的，王夫之认为“天之有五行与四时，互成其用，并行不悖而非有一成之模，限众理以必出于一辙，此天之所以圆妙不测，而非私智之所可度也”。《淮南子·时则训》中的季夏一个月就承担了中央土用事的功能，由此需要对应一定的政令。“令弔死问疾，存视长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万物归也”，和其规定的“五方”中央之政匹配，《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则无这一内容。 十二月中惠政的安排，以《吕纪》为例，季春，“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孟冬，“赏死事，恤孤寡”。可见，与四时社会福利政策的安排较为近似。
王梦鸥在诠释月令的组织原理时，指出月令“大意虽不外如《四时篇》所谓‘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但细按之又布置有‘阳德’、‘阴刑’相对之意义”。如仲春之月“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和仲秋之月的“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从时令、月令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来看，时间的相对性和发展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相对关系是由阴阳的相对而来，以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因而以春夏布德，秋冬行刑；发展的关系则是比拟于自然界的幼弱、成长、衰老与死亡，因而多以春季对幼孤，秋季对衰老。月令行事就是调和时间的相对性和发展性。而人作为主体，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既可以是顺应，又可以是助成。而时间的起点不同，单位时间的划分不同，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自然有所差异。
徐复观根据《吕氏春秋·序意》一篇，指出“在吕氏及其门客的心目中，此书的骨干，是十二纪而不是八览六论”，“其著十二纪的目的，乃以秦将统一天下，想预为其建立政治上的最高原则”。杨振红也认为《吕氏春秋·十二纪》在成书后，其所代表的月令体系在时令宜忌学说中存在独特地位。月令“是统治者治理国家政务所依据的时令, 具有明确的身分标志。在战国末吕不韦门人作《吕氏春秋》时, 它已经与流行于世的其他宜忌时令截然两别”。也就是说此类月令已有政令的色彩。杨振红注意到《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有而《淮南子·时则训》中无的内容，多与西汉的制度有关。
通过对月令和西汉政令的比较研究，学界对于汉代施行的月令性质持不同的认识，邢义田认为“汉代施行的月令, 不是遵照那一部儒经或那一系统的月令, 而是经过多方采择, 不断改变调整, 参杂现实的需要以及‘祖宗故事’而形成的汉家月令”。杨振红则认为：“西汉王朝的历史是一个逐步实践明堂月令并赋予时代色彩的过程, 而每一朝仿照月令制定的政策都以法令或故事的形式为后代所继承。”即对汉代月令的施行是否有一个权威文本作为依据存在争议。对于月令从何时始对汉代现实政治发挥影响，杨振红认为始于文帝朝。邢义田则认为从文帝到武帝、昭帝，施政尚没有像《礼记·月令》那样完整固定的系统。但对宣帝以降，月令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持相近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下面从春令施惠和仲秋养老两个方面来探讨秦汉时期特殊社会福利制度与月令之间的关系。
二、秦汉时期的春令施惠
从出土文献来看，汉世对于特殊群体的区分和认识，多可追溯至秦，睡虎地简、岳麓简、里耶简证明秦制中已有免老、睆老、赐杖、罢癃等内容，这些身分虽然主要隶属于课役系统，但都以对人口差异的认识为基础，由此则有衍生出多元化社会政策的可能。这些内容也都为汉代的社会制度所吸收。
“天厌秦德”，蛇分鹿死。西汉承敝易变，在制度上则大量沿袭秦制。以传世文献观之，高祖行产子复除令，文帝行受鬻法，并施赐于鳏、寡、孤、独，基本确立了汉世垂德施惠的范围。晁错称其“宾礼长老，爱恤少孤”，贾山谓：“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赢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文帝之后的汉代天子承袭典范，覆露万民。武帝时，“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安上书，称武帝“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武帝又多因出巡而行惠政。宣帝时，则因祥瑞而屡行赏赐，惠及鳏、寡、孤、独、高年。西汉于皇帝践祚、冠礼、立后、建储，及天有祥瑞、灾异之时，多行针对鳏、寡、孤、独、高年的惠政，内容主要是赐帛。东汉，赐物令之因由与西汉大体相同，内容主要是赐粟，对象则增加了笃癃。更有仲秋餔糜粥呼应受鬻法，章帝胎养令延续高祖产子复除令，由此已能大概窥见汉代社会福利政策的首尾终始，以及特殊群体在其中所占之比重。
秦政和月令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农业时间方面，尤重“田时”。汉代自文帝朝始，月令关于行政时间的安排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逐渐加深，体现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主要是春令施惠与秋令养老。
（一）春令成户
尹湾汉简《集簿》第十九行为“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口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奇”。学界对“春令成户”理解不一。邢义田对尹湾“集簿”木牍中春令成户进行探讨，认为春令成户是鼓励百姓婚配而后成户。谢桂华认为“疑指根据皇帝于春季颁布的诏令新增加的户、口和用谷的总计以及每口用谷的平均数”。高敏则认为“春令成户”是针对“在立春之后春耕开始之前重新登记户口的流民”，“由于他们脱籍，现在重新登记户口立户，官府为了奖励他们，便对春令成户者实行粮食补贴政策。”此说似乎是以章帝建初元年（76年）正月诏为依据。
于以上数说之外，高恒认为是“春季青黄不接之际，郡国应赈济贫困农户”，并指出春令乃是仿照《礼记》中的月令而来。杨振红则认为“成户”当为“存户”，是存恤鳏寡孤独贫穷户。因为紧随春令成户户数之后的是用谷数，对“成户”的理解，当以高恒、杨振红之说为胜。《大戴礼记·千乘》：“司徒典春，……成长幼老疾孤寡，以时通于四疆。”方向东认为“‘成’疑当作‘存’，存，恤问也，与养同义。《老子》成、存押韵”。可佐证杨振红之说。
《盐铁论·授时》载汉代“春令” ：
大夫曰：“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忠焉能勿诲乎？爱之而勿劳乎！故春亲耕以劝农，赈贷以赡不足，通滀水，出轻系，使民务时也。蒙恩被泽，而至今犹以贫困，其难与适道若是夫！”
贤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敛以助不给。民勤于财则贡赋省，民勤于力则功筑罕。为民爱力，不夺须臾。故召伯听断于甘棠之下，为妨农业之务也。今时雨澍泽，种悬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畴赤地，而停落成市，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谓也。”
可知，尹湾汉简《集簿》春令“成户”用谷是因春季宜“赈贷以赡不足”。而此并非全为仿照月令，亦是为了满足现实需要。“赤春。俗说赤春从人假贷，家皆自乏之时。或说：当言斥春，春旧谷已□，新谷未登，乃指斥此时，相从假贷乎？”包山楚简中的贷金简亦是春赋秋敛，《周礼·地官·旅师》“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管子·禁藏》方春三月，“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管子·国蓄》：“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当“新陈米未交”之际，春令“行庆施惠”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土山屯汉牍《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中就有：“以春令贷贫民户五千九十一口万二千七百九十九。”证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对应的是汉代春季的行庆施惠。文帝养老诏特别强调春季的季节属性“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悯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 成帝时，谷永诏对：“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敕劝耕桑，毋夺农时，以慰绥元元之心，防塞大奸之隙，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东汉郎顗条陈便宜四事包括：“立春以来，未见朝廷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
汉世于春季有宽大诏书之颁行。《续汉书·礼仪志》载：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
章帝建初元年(76年)春正月丙寅诏：“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行文几与《续汉书·礼仪志》 中的宽大书相同。春颁宽大诏书，东汉时由侯霸建立。“建武四年，光武徵霸与车驾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时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 至献帝时颁行宽大诏书终绝。《献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具体体现受春季时令影响的汉世诏令，与社会政策关系的如掩骼埋胔和慈幼恤孤。
（二）掩骼埋胔
《礼记·月令》谓“掩骼埋胔。”郑玄注曰：“为死气逆生气也。”《管子·度地》曰：“春不收枯骨朽脊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吕氏春秋·孟春纪》（孟春）揜骼霾髊，注谓：“白骨曰骼。有肉曰髊。揜霾者，覆盖之也，顺木德而尚仁恩也。”《淮南子·时则训》孟春月令有“掩骼薶骴”，注谓“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之，慎生气也”。《周礼·秋官·蜡氏》则为蜡氏之职，“蜡氏，掌除骴。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师、大宾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书其日月焉，县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国之骴禁。”骴禁，郑玄认为即“禁谓孟春掩骼埋胔之属”。《说文》引《明堂月令》曰“掩骼薶骴”。
《秦律十八种·田律》有山林时禁，“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麋
（卵）鷇，毋□□□□□□□毒鱼鳖，置穽罔（網），到七月而纵之。”但死亡而伐木为棺椁者，可特别处置。“唯不幸死而伐綰（棺）享（椁）者，是不用时。”但此与春令掩埋枯骨以助生气似无关。
《月令》春“掩骼埋胔”，西汉元帝时已为匡衡征引：
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
又见于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中孟春月令“瘞骼狸骴”，其后注解谓“骼谓鸟兽之□也，其有肉者为骴，尽夏”。
东汉时，汉质帝即征引此条，对九江、广陵二郡施以惠政。本初元年（146年），“二月庚辰，诏曰：‘九江、广陵二郡数离寇害，残夷最甚。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昔之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为之，况我元元，婴此困毒。方春戒节，赈济乏厄，掩骼埋胔之时。其调比郡见谷，出禀穷弱，收葬枯骸，务加埋恤，以称朕意。’”汉安帝时亦于二月收葬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或亦与此有关。元初二年，“二月戊戌，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
转尸暴骨，甚可悲伤。月令以春季掩埋枯骨，主要是为了助生气。但若唯有春季，才施以掩埋枯骨的惠政，则显然无法应对灾荒病疠突发的情形。秦汉时期对周文王泽及髊骨之仁惠多有记述，成为了此类惠政的另一典故，并突破时令的限制。《吕氏春秋·异用》载：
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又况于人乎！”
为汉代惠政称引，则不限于春令，如质帝和桓帝之时：
（永熹元年）五月甲午，诏曰：“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洁齐请祷，谒诚尽礼。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
（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胔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
可见，月令类文献虽为依照月份的行政提供了依据，但并不足以应对现实情况的多变。
（三）养幼存孤
有关春令养幼存孤的文献记载非常丰富。传世文献中的《管子》、《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及出土文献银雀山汉简《迎四时》、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都有春令养幼存孤的内容。对于《礼记·月令》中的“养幼少，存诸孤”，王子今认为“‘诸孤’与‘幼少’并列，则应是指孤老”。这里的“孤”更有可能指孤儿。
汉世，即于春月行相应政令。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仲春月令“存诸孤”，章帝元和二年（85年），“春正月乙酉，诏曰：‘《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章帝元和三年（86年），“春正月乙酉，诏曰：‘盖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憯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安帝元初六年（119年）春二月乙卯，诏曰：“夫政，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安帝所引《月令》“表贞女”，并不见于今本《礼记·月令》，应是东汉颁行的月令。至于养幼存孤的内容则一以贯之，以上皆是汉世依照月令文献，于春季施行养幼存孤之惠政的证明。
三、秦汉时期的秋令养老
按照时令月令文献记载，养老之政多于秋季施行，以此“象物之既成。”《礼记·月令》中仲秋月令有“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縻粥饮食。”郑玄注：“助老气也。” 然而，据张家山汉简所见吕后时的《傅律》与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文帝时的《傅律》，二者规定的受鬻法及文帝养老令，可知汉初尚未形成与月令仲秋养老对应的政令。沈家本《汉律摭遗》已注意文帝养老诏与月令时间上的差异，“文帝诏，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是以法汉初已行之，犹本于《月令》糜粥之旧法。”然而，“东京八月案比，有授杖餔糜粥之政，全仿《月令》仲秋之制，盖与西京稍不同矣。”
《二年律令·傅律》中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受鬻乃是按月禀给，是一种常饩，而胡家草场汉简中的受鬻法却并不像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那样以月系之，那么，针对九十岁以上老年人的受鬻法，其实施频次也成为了一个问题。如果是抄写失误，则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月一石”的“月”字为衍字，二是胡家草场汉简漏抄“月”字。而如果是制度变化问题，由按月禀给改为按年禀给或是仅仅一次性的赐予，又和文帝养老令的精神冲突。胡家草场汉简漏抄“月”字的可能性更大。而漏抄的原因应是九十岁以上老年人口人数有限，受鬻法付诸实践的机会并不多。
东汉仿月令行仲秋养老令的依据在于章帝章和元年（87年）“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其赐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为醴酪。”又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秋，京师及郡国十雨水。安帝诏再次提及仲秋月令：
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获，而连雨未霁，惧必淹伤。夕惕惟忧，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
赵凯认为按月稟给之制到东汉已经演变为仲秋施行，除去传世文献中东汉未有按月稟给之制的记录外，其依据之一在于尹湾汉牍《集簿》。《集簿》：“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人。”高大伦认为其中九十以上老年人口数字失实。赵凯则认为如果依照九十以上人口数字进行计算，则这方面的支出过于庞大，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强，由此认为西汉以来的月稟之制可能已然失效。然而若按照高大伦所说，《集簿》中的老年人口数字失实，那么，给稟的支出于账目支出的占比则不会那么多，也就不能成为月稟之制失效的力证。
赵凯的另一理据是明帝以降实行的养老礼亦在秋季，可于仲秋养老对应，证明了养老时间的固定，但东汉明帝施行的大射礼亦有养老内容，其时间在三月。《集簿》明列“九十以上”，这种统计意味着存在对应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张家山汉简所见吕后时的《傅律》与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文帝时的《傅律》中明确记载的受鬻法即限定为“九十以上”。至于《礼记·月令》的文本中对于餔糜粥的对象本来是没有年龄上的具体限定的。东汉养老餔糜粥对象则为七十岁，据《续汉书·礼仪志》所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其中，“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 其所区分的年龄层次和西汉《二年律令·傅律》的赐杖、受鬻法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但内容却并不相同。《集簿》将年九十以上与年七十以上受杖的人数进行合计，证明二者具有相似性，可能是指向同一制度内容，应当即稟食，即赵凯所论“并非受杖人数的合计，这里的90岁以上老人，可能是王杖制度之外另一种养老敬老制度——‘受鬻法’的受惠者” 。因而东汉仲秋养老虽为定制，但是否完全取代了西汉受鬻的月稟之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另一个仿照秋令进行养老的例子是八月存问、赐予羊酒之制：
《汉书·昭帝纪》载：
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孝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
而在《汉书·龚胜传》中昭帝诏书非谓“正月赐羊酒”，而是“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斛”：
王莽秉政，胜与汉俱乞骸骨。自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长吏以时存问，常以岁八月赐羊一头，酒二斛。不幸死者，赐複衾一，祠以中牢。”于是王莽依故事，白遣胜、汉。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太皇太后使谒者仆射策诏之曰：盖闻古者有司年至则致仕，所以恭让而不尽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职之事烦大夫，其上子若孙若同产、同产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终高年。赐帛及行道舍宿，岁时羊酒衣衾，皆如韩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为郎。”于是胜、汉遂归老于乡里。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其名过出于汉。
此与月令仲秋养老或有关系，李贤注《后汉书·郑均传》：
《东观记》曰：“赐羊一头，酒二斗，终其身。”问遗贤良，必以八月，诸物老成，故顺其时气助养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郑玄注云“助老气也”。
另《后汉书·循吏传》：“（秦彭）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但之所以于仲秋八月形成养老的定制，可能不仅仅是仲秋月令的影响，还与汉代以八月案户有关。
《二年律令·户律》：“民欲别为户者，皆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秦律十八种·仓律》：“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里耶秦简更有“八月为□、老、死”(8-1798)。直接对户时与养老赐杖的关系进行说明的，如上安帝诏称“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续汉书·礼仪志》：“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再说赐王杖等事。即《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今之八月，比户赐高年鸠杖粉粢是也。”
四、月令对于福利行政的影响
依照月令施行社会福利政策，使福利行政有了承天顺时的有力依据，也使得相关政令的颁行呈现出规律化的倾向，但其与现实政治、社会需要并不能完全贴合。社会福利政策要求的是长时间的投入和一定的应变机制，和月令依照时间节律行庆施惠存在着矛盾。依照月令来施惠具有一种仪式性。由此，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某一制度是否只在月令规定的相应月份中进行呢？还是于是月加以强调以彰显国家的时间秩序呢？是否存在月令对社会福利制度造成限制的问题呢？
王梦鸥曾指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的逆令于一季之中三月“颇似任意分配”，但皆属于一季之逆令，“此为古‘时’令衍化成‘月’令，显而易见之迹象。”《汉书·魏相传》：“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 。杨振红认为“应当这样理解魏相的上疏, 即文帝原本定于二月颁布这两道诏令, 因晁错上书谏“颇非时节” , 即违背了时令原则, 故文帝改在三月颁布。”这或许可以说明月令对社会福利行政的限制作用。
除了《傅律》与秋令养老有别外，同样显示出法律和月令之间差异的还有春令慈幼与《仓律》之别。前揭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乙酉诏显然和春令“养幼小，存诸孤”有关，但相应的措施又谓“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中对小儿禀给的规定相关：“婴儿之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稟之，禾月半石。”里耶简中有不少与之相关的行政记录。证明其法律渊源，应是一种常制，而在春季得到特别强调。
战国时期楚地文献《鹖冠子·王鈇》：“家里用提，扁长用旬，乡师用节，县啬夫用月，郡大夫用气、分之至，柱国用六律。里五日报扁，扁十日报乡，乡十五日报县，县三十日报郡，郡四十五日报柱国，柱国六十日以闻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罚不如，此所以与天地总。下情六十日一上闻，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术也。”葛志毅认为天曲日术证明“阴阳五行观念介入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入”。事实上，更显示行政的时间节奏和行政层级及其控制范围具有关联性。层级越低，越繁密，层级越高，越疏阔。《尚书·洪范》：“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管子·君臣》“是故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月令融合了诸多时令文本，但选取月为最重要的单位，显示出一种时间节奏的整齐化，是政治权力的顶端对基层政治的直接掌控，选取的一种中间值。“经纪本于天地，政法倚于四时，后世无变故，无易常，袭迹而长久耳。”亦说明了汉代依月令行政，实为筹谋长治久安的用心。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仿效月令，逐月安排应当做的事。其中亦有涉及社会福利的内容，只是实施主体不是国家：
（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匮乏，务先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富；度入为出，处厥中焉。
九月，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冬穷戹之寇。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敕丧纪。同宗有贫窶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众人，共兴举止。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毋或逾越；毋先自竭，以率不随。
王梦鸥认为《四民月令》“大体因袭自月令既有之设计，然其基本精神则迥异”，“其适用范围亦从天下国家缩至乡党宗族”。然而，崔寔对于月令的模仿，更说明月令乃是天子和庶民共有的时间秩序，是天子将自身与民众放置在同一时空中，加强联系的秩序；也是民众认同国家的时间制度，遵循整齐化的时间秩序的体现。
综上所述，时令月令类文献中有着丰富的与特殊群体、生命历程匹配的内容，其中的人事划分既强调阴阳对应关系、也比拟于自然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人事主要起到顺应、助成的作用。秦汉时期将之运用于福利行政中，尤其典型的是春季的行庆施惠（如成户、慈幼）与秋季的养老，使之具有一定的仪式性。而《傅律》《仓律》等法律文献中呈现的相关福利规定并无具体季节月份的限制，依月令施行的福利政策更有可能是在相应时间强化，而非严格限定。月令这一社会文化时间进入制度文本，其作用在于使整个社会具有同步性，形成整齐均一的共有时间秩序，形成长久的政治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