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熙丰西南开边军事行动的展开，现地自给的常态化军供制度逐渐向战时财政供给方式转变。其主体是优化财源结构、划定调拨区域、畅通转输网络和重组管理方式。具体而言，由中央统筹地方留存与朝省本级财赋，并按紧要次第进行分配和储备。将战区路与周边远近路以“近便”与“分工”为原则，固定为本路区、邻路区和辐射区三种大小不一的对应供给关系。差募大量人畜车船，利用原有上供及新开水陆粮道“水浮陆转”进行转输。根据战事规模大小，分别实施由地方财事机构或专设军事机构主导的运行机制等。将之与同期西北开边财政供给相比较，呈现出体量较小、临时应对、帅漕协力的特征，而二者差异的背后，则是它们在国家战略地位上的巨大悬殊。这一个案分析有助于从多个方面补充修正以宫泽知之为代表的宋代“军事财政”阐释框架。
关键词：西南开边 军事财政 熙丰时期
简介：本文是作者探讨宋代战时军事财政的第三篇专论，主要关注宋神宗时期西南开边行动中财供方式及其前后变化。学界汪圣铎等较早关注到在传统农业税之外工商业税的崛起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内在联系。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则进一步从募兵制导致的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的地位，建立起有关宋代“军事财政”自成体系的分析框架。本文作者认为，此阐释框架主要基于京师和北方沿边军需供给，进行理论归纳与总结，较少关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具体军事行动中的军费拨给和运作机制。本文以财源结构、调拨区域、转输网络、运作机制和整体特征为主体，尝试建立起有关宋代战时财政的分析框架，由此从内部结构、外部比较和国家战略层面，勾勒了熙丰西南开边财政中“物”“人”和机构的运作实态及其权责分配，旨在重新审视宋代募兵制对财政体制影响。
所谓“熙丰西南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对原属羁縻“溪峒诸蛮”或藩属政权，即夔路之渝州、荆湖路之梅山与南北江、梓州路之泸南以及广南外之交趾等，开展的一系列对边治边防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军事活动。在时人议论中，往往将之与同时期以陕西路边面拓展为中心的“西北开边”相提并论。作为神宗实现其“征伐、开拓之志”的重要举措，朝廷不仅为熙丰西南开边制定了循序渐进的军事行动规划，而且力求突破原有的“羁縻少费”治边理念与“兵财分立”财政征调系统，构建起新的富有西南特色的军事财政供给方式。
对于该军供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学者们在开边进程、边治边防和民族政策等视域下进行了多维度的阐发，但大多附着于各项开边军事活动之下，主要涉及钱粮消耗与供给来源，较少揭示其管理运行机制与制度逻辑，亦未将之与同期西北开边财政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因而对其主体结构与基本特征尚缺乏全盘审视。该军供方式亦是北宋军事财政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学界对后者探索的重点始终聚焦京师和北方沿边军需供给的演进过程，并由此形成了以宫泽知之为代表的“军事财政”研究范式。该范式侧重国家财政与社会经济的关联，而较少关注具体战事中“物”的出入，以及“人”和机构权责分配与互动关系。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这一军供方式为典型个案，对宋代军事财政进行重点剖析，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相关研究在军财内涵维度、地域空间和前后阶段上的轻重偏向，并重新审视实物价值论。具体来说，将熙丰西南诸开边活动视为一个整体性国家战略，考察在战事依次推进造成军需激增的背景下，宋廷通过改革和优化财供结构、调拨区域、转输网络和管理机制，重塑军事征调系统以应对挑战，进而概括出相较于西北开边财政供给方式所凸显的主要特征及其制约因素。
一、军需态势与财供结构
熙丰西南开边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相关财政供给并非随意而为。随着诸项军事活动依次推进、难度不断提升，相应边路战区所需供应的屯驻军队数量大幅增加，军需供给因而呈现激增态势。由此导致从依靠战事所在之路分供给，逐渐转变为主要由周边远近路及中央朝省直接调拨。这一变化实质上反映了西南开边的军供方式，已由现地自给转向中央统筹。
（一）用兵规模持续扩大与军需激增
神宗朝在西南诸次开边，大体依据其难易程度采取相应策略，持续性和密集性军事行动贯穿其中，西南边地用兵数量出现北宋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而所谓“军兴，粮草最为大计”，筹集军需物资自然成为当时西南边路乃至中央财计部门之要务，其漕运压力亦相应持续增大。
夔路之渝州与荆湖之梅山、南北江地区是神宗西南开边的首选之地，史言“西南边事自此始”。从整体上看，两路作乱的“蛮夷”势力相对“孱懦”乃至“气索”，战事规模有限。夔路分别于熙宁四年、八年派兵渝州平荡对南川、巴县扰边的“熟夷”李光吉等三族和“数出盗边”铜佛坝的僚人。这两次出兵人数均不多。第一次的主体是约千名土丁，还有一些官军及300名黔中兵，本路转运司仅“于缘边州县储军需以待”，即在本路财计范围内就解决了军供问题。第二次因本路“难得钱粮”，下诏“精选”官兵，其规模不会太大。荆湖路先是于熙宁五年诏谕“梅山蛮徭”归降并得其地，之后直到元丰四年经略南北江各羁縻州并取得将沅、诚、徽等州省地化等成效。此次开边由于以诏谕安抚为主，较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乃是李浩引兵入叙、懿等州击败“佶伶”及田元猛部，其具体调兵之数不详，大体应以当地驻屯禁军和乡兵为主。即使这样，也带来了“费钜万，公私骚然，荆湖两路为之空竭”的馈供压力。
梓州泸南和广外交趾则是神宗西南用兵的重点区域，标志着西南边事进入攻坚克难阶段。这两次开边主要为应对坐大成势的“泸夷”和藩属交趾政权的进攻而展开，战事规模急遽扩大。其中泸南僚、乌蛮“诸夷”自宋初以来持续与宋冲突而为边境“百年之患”。到神宗时因官府加征、人命事件、赏赐食言等隙端于熙宁六年至元丰五年间发生了三次激烈的“夷汉”冲突，宋政府不得不调遣大量士兵屯驻泸州。熙宁六年熊本平“淯井监蛮”，就调派禁军、黔州弩手以及招募本地土丁等超过6400名兵士，集结泸南地区，至有“西南用兵蛮中始此”之谓。元丰初平“罗苟夷”，宋廷远调陕西路“土兵五千，内马军一千”前往泸州。元丰四年韩存宝、林广先后率兵征讨乞弟，总数在30229至大约4万人之间。这三次战事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财供负担，特别是最后“两次命师西讨，调发数万，公私之费，其数不赀”，仅林广“军士屯泸州岁余”就花费“缗钱百余万”。
神宗即位后，欲将交趾纳入版图而先后派沈起、刘彝前往广西经边。交趾遂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在熙宁八年十二月侵宋，并在短时间内连陷钦、廉、邕三州。宋军则在经过一年的准备之后发动反攻，借熙宁九年十二月富良江之役大败交趾，收复广源等五州之地。此次战事多方调遣屯集各地军队增援广西，包括正规军、厢军、峒丁、土丁等兵种在内，兵员总额约10万人，使战时“军事实费钱帛、金银、粮草”达519万贯匹两石束，时人张方平“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之语所反映的军需迫切之状可谓不虚。战后原本主管此次军粮输送的重要财政官员赵卨、李平一、蔡晔和周沃等，纷纷因“漕运不职”影响战事而先后被贬，更是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二）从现地自给到中央统筹：西南开边财供的结构性转变
宋初以来，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施以羁縻治策，故“不费帑庾”，相应边路戍兵相对较少，实行的是“统制官掌兵，转运使措置钱粮，应副军兵”的常态化供军体制。神宗以前，其屯兵、修寨堡等相关军事财政支出一般由相应边路转运司统率州郡现地自给。以川蜀为例，家安国曾描述泸州财政状况：“泸虽边州，熙宁之前，人民官府，仅若一戍之聚，土田舆赋，一能给一旅之众”。可见泸州官府所收百姓田亩等税赋就能供应其戍边军旅。而夔路施州屯兵备边，本由转运司组织周边夔、万诸州民馈饷，咸平五年（1002）权知州事寇瑊请改行“和籴”之法，在边寨以当地食盐诱“溪蛮入粟”并很快有了“三年之积”，解决了“峡民甚苦”而军食“多不给”的难题。至于广南西路，其边地州郡“合四五不当中州一大县，无城池甲兵之备”，本地财力虽然有限，但所需军费也相对较少，所以自“祖宗以来”，若“税米所入”不足支应，则“随苗和籴”以补充，也是基本立足于本路实现军供自赡。一直到皇祐侬智高之变结束才有了周边诸路应援之制（见后述）。
北宋前期西南边地能应付常态化军费开支，其背后则是国家虽然对地方财赋加强监管和干预，但诸路分州郡因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而储积留存了较多财赋。而到神宗之时，国家建立经费财政与储备财政双轨制征调系统，不断开拓以商税和禁榷为主的工商财源，确立起三司（户部）、朝廷、内藏三者并立的财政结构，进一步强化了财政的中央集权。在此背景下，西南边路转运司通过储存财赋来主导常态化的军费现地自给越来越难以为继。但在熙宁八年之前的西南开边初期，仍然主要依靠此体制供给军资。夔路转运司困于财政而“难得钱粮”，前后两任转运使不得不为即将到来的渝州战事提前“蓄粮”，并在缘边州县“储军需”。荆湖南北两路转运司统管财赋“不足自赡”，而在熙宁七年由章惇主导开边活动期间，“馈军”及“犒设钱粮”之责也使“两路为之空竭”。泸南于熙宁六年开始的第一阶段战事，梓路转运司亦无储备之财，只得临时于治下数州“配率飞挽”。中央朝省在这一阶段的支援较少，主要是拨给梓路与荆湖总计700道度牒（见后述）。
在神宗西南开边的中后段，双轨制征调系统已初见成效，为临时应对战事规模急遽扩大而激增的军费开支，常态化军费自给全面向战时财政供给转换。朝廷规定战时军需由中央统筹“并官给”，不得由战事路分“配率支移、折变”，改变了漕司率州郡临时于本路“赋民”以筹集自给之法。从整体来看，熙宁八年之后中央统筹补给以广西和泸南为重点的西南开边经费，主要从三方面展开。
1.截支中央财赋之在西南开边本路者。通过双轨制系统征调的地方财赋并非都运送聚集于京师，而是有不少以系省、封桩等形式留存于地方。此外，地方政府的上供钱物因未到起发时限等原因，也有可能滞留在地方州县仓库。广西与泸南后期之战事，宋廷就经常将其本路的这部分财赋以多种形式转化为军事经费。
首先，允许截用本地司农（朝廷）财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常平司钱物。常平司钱物用作西南开边经费，始于开拓荆湖的军事行动。熙宁六年，朝廷就下诏将湖北路提举司的“常平本”，转拨给转运司“充军费”，供章惇经制南北江。此后，朝廷拨赐大额常平钱物补充军费成为常制，其具体用途亦有更为明确的规定。广西备战交趾，“特借常平钱十万缗，赐广南西路转运司市籴买刍粟”。泸南用兵，中央多次下令将梓州路常平仓钱米拨作军费，其中除分两次转拨15万缗，另外再拨3万缗用以补梓州路转运司“见钱支用”之阙，又留钱3万贯、米5万石作为储备财赋。
其次，允许战区路截留本地上供三司之财赋。广西路战事之初，朝廷派人通过“截留上供”等方式“计置广南西路米五七万石”。战后继续备边，广西转运司提出拨湖南财赋用于“桂州增屯兵马”，而朝廷最后批准的方案是军粮从湖南拨运，所需现钱则“以本路去年未起发年额等钱五万三千余缗充”。
最后，增拨本地系省钱充公使钱以补助边费。朝廷为保障重要战区军事指挥机构及其长官和军事要州的运作经费，常常拨赐公使钱对其进行补助。在广西战区，先“赐安南行营司公使钱三千缗”，次“赐安南行营副都总管燕达公使钱千五百缗，八军将副逐军五百缗”，后又多次“权增”军资转储核心之地桂州公使钱至“七千缗”，并向其“特支公使钱五百千”，继而再给“安南招讨司公使钱万缗”。平乞弟而泸州首当其冲，朝廷举措之一也是增其“公使钱千缗”。这些战时增拨的公使钱，也当如治平间为笼络安化州蛮所增添公使钱一样，基本来源于本地的系省钱。当然也有“公使（钱）不足，许以封桩钱给之”的情况。
2.调用中央财赋之在周边远近诸路者。宋廷截支广西与梓州等路所存留中央财赋供军，可以极大地节省运输成本，具有效率高和成本低的优点。但两路参战军士累计各达10万，仅靠这些财力远远难以应付军需。所以，神宗政府在着眼于其本路之外，还积极调拨战区周边近远诸路的中央财赋，同时直拨中央经费并赐予牒告文书加以支援。其中拨发于周边近远诸路者主要是分别隶属于三司、司农（朝廷）、内藏的三类财物。
一是归属三司的上供。熙宁八年十二月，中书积极筹划广西战区钱粮，诏令使臣于广东、湖南、福建等近便路计置粮米大豆约22万石，其中截留诸路“上供”乃是首要筹集之法。次年初，要求湖南路转运司输送钱粮到广西路封桩之处备用，而其来源仍是“发运司截留上供钱二十万缗、米五十万石、豆麦十万石”。又让江南、两浙“封桩上供钱二十万缗，许商人入便于广南东路”，无疑也是为了广西军供。二是归属司农（朝廷）的钱粮。前述中书令广东等路筹集粮草的另一重要途径，就是“常平斛斗权止支散，以备移用，兼令及时收籴”。熙宁九年初，朝廷“于京西（南路）沿江州县辍谷二十万石应副广南西路，不足，即籴于民”。其“辍谷”与籴本来源不明，但其做法与中书诏令规定如出一辙，当是来源于常平钱粮。不久又拨“江南两路常平钱十万缗，赴广南西路转运司以备军需”。泸南开边后期，亦让成都府路提举常平司支钱20万缗、米20万石供馈前线。三是归属内藏的铸钱。中央曾“诏支广南东路铸钱监钱十万缗”给广西路转运司籴买军资，这些铸钱应大多如惠州阜民监所产者一样，本属于要“起发上京内藏库纳”的财赋。又调江、池等州铸钱监“合入内藏库钱”30万“付安南招讨司充军赏”，另56万余“付广南西路应副军兴”。
3.朝廷直拨经费并赐予牒告文书。以上两种中央财政的支济方式，并不能完全满足广西与泸南大规模的军费所需，中央必然要直接给予补助。京师与两边地相隔遥远，粮草等“重滞之物”难以由京师运送，故中央直接拨助的主要是现钱、金银与牒告文书。其中，以现钱与金银助费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准备反攻交趾、需要大量购买粮草等军需物资的时候。如，熙宁九年一至四月，先后向广西路转运司等支给三司银15万两，都提举市易司“金六千两”，到七月又给钱46万余缗购买粮草。
相比之下，朝廷赐予开边两路之牒告文书则更为普遍一些。牒告文书主要包括度僧牒和空名官告。其中，度僧牒为宋政府承认僧尼合法身份并享受优免税役等特权的证明，自治平四年（1067）后渐渐演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与货币。熙丰西南开边之始，朝廷赐予相应边路数量不等的度僧牒为经费。前揭熙宁六年湖北路转作经费的“常平本”，实际就是“度僧牒五百”。同年，平梓州路淯井监叛乱，以原来所“赐夔路度僧牒二百”，转用于本地“安夷、宁远二寨募人入中粮斛，以备军储”。元丰五年，“赐广南西路转运司度僧牒二千，籴宜、融州军粮”。次年又因“邕、宜、钦、廉州及沿边堡寨屯戍之地”缺粮封桩，令“岁给度僧牒五百，限五年止，为钱三十二万五千缗”。度僧牒除了主要用于充作军费购买粮草，还有其他一些用法，如为赔偿福州船户“被募征安南”时损坏的船只而赐其“度僧牒一百三”，为修补泸州等地城池而赐予梓州路“度僧牒百”，等等。以上所赐度僧牒总计5400余道，以元丰间每道官定“百三十千”、边路最高可卖“三百千”的价格来看，实际价值可达70.2万—162万余贯。
空头官告，是指尚未书填的授与官爵的告身、宣命与补牒等文凭，神宗朝西南开边时将之当作军费的重要补充形式。这其中除了以军功赏赐品的形式给予军士或少数民族首领者，更多的是将其鬻卖，变换为军需物资。熙宁八年，朝廷支赐“进纳斋郎、助教等补牒”，兑得5万缗钱“应副（广南）西路转运司”。熙宁九年，又给“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十五万缗”，令广东路转运司“市粮草”。这也当是增补广西军费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熙丰西南开边军需供给大概以熙宁八年为界，初期之夔路、荆湖和梓路仍依赖已难以为继的本路自给之法，由转运司临时储蓄征派加以措置，后期之广西与梓路则大致通过三类支济方式，逐步确立中央财政为西南边地军事供给的主要来源。在这三类军供来源中，列有确切可考数目的军费大概有437.8万贯。其中，本路转化46.7万贯，周边调拨233.9万贯，朝省直给157.2万贯。而这三类之中，归属于三司户部的上供、系省钱、直供等银两约109.2万贯，常平市易106.4万贯，内藏96万贯，朝廷牒告、其余赐钱126.2万贯。从开边地输入财赋来看，夔州路0万、荆湖路6.5万贯、梓州路62.5万贯、广西路368.8万贯。当然，这些数字因史载缺漏等并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军供格局。如夔州路转运司“于缘边州县储军需”的具体数额不可考，元祐大臣所言荆湖“费钜万”及“两路为之空竭”之状恐怕也非常平500道度牒（约6.5万贯）所能涵括，泸南62.5万贯的总数与林广一次用兵就花费“缗钱百余万”的记载相去甚远，广西战后所统计519万复合单位“军事实费”也可能超过368.8万贯之数。同时，这些钱粮要运送至前线，还需征雇丁夫、运输工具等费用；除钱粮外，实际还有江淮荆湖六路军器等其他军资制造生产的花费（详见下文）。但也不可否认，这些统计数字能大体反映当时宋政府西南开边经费供给结构的特点：统筹置放于各地的钱粮及金银牒告等中央财赋共同供军。其中，战事边路占10.7%，仅起到补充作用，而周边诸路（53.4%）和中央本级（35.9%）合计近九成，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统筹西南开边财赋的分配，战事最为紧要的广西路占到84.2%，次者泸南为14.3%，其余两地较少。在上述主要为开边中后段的军费来源中，朝廷占24.3%，大体与占24.9%的三司（户部）、占21.9%的内藏平起平坐而位居第二。而朝廷财赋已愈见重要的趋势，在西南开边本路转化的供给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占73.9%）。另有朝省本级其他供给为28.8%。这些都说明逐渐推行的以突出储备供军的双轨制征调系统，在西南开边中已初步表现出较强的制度张力和动员能力，当然这也是宋廷提出不再由地方路分州军临时“赋民”而是“并官给”的底气所在。
二、调拨区域与转输网络
随着熙丰开边的依次推进而军资需求激增，与中央统筹的战区本路、周边诸路和朝省本级三者组成的财政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调拨关系。其中，本路和周边远近路与特定战区的供应补给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多个军资调拨区域。这些区域虽均贯彻近便与分工两大原则，但在具体运作上又各有较大差异。与此相应，以人畜车船和水浮陆转为支撑，构建起相应的转输网络，将数量日益庞大的各类军需物质，从各调拨区域内远近不一的供应地运送到西南战事前线。
（一）近便与分工：军资调拨区域的建立及基本原则
神宗朝开边夔路渝州和荆湖梅山、南北江等地时，由于边事规模有限，财赋调拨大多局限于所隶路分，支援补济的半径小，运送较方便，并主要由漕司主事，还谈不上有多路分工合作的机制，因而是以本路为范围的军资调拨区域。平渝州蛮，只令夔路转运司运送储备军需到“缘边州县”。章惇经制荆湖南北江，其所需“犒设钱粮”也主要由本路转运司供应。后来开边初见成效，朝廷亦着重赏赐湖北路转运司主官的“馈军之劳”。到开边泸南和交趾，调拨财赋的情形则与之迥乎不同。由于两地遥寄西南边陲，边面阔远而“水土恶弱”，战事规模更大且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军队后勤补给线较长，财赋运输比较困难，远超本地转运司所能承受范围。故宋廷主动承担起调拨重责，多方协济周边近远路的财赋资源，确定供应地与补给地尽量靠近、且各供应地承担轻重不同责任的供给关系，由此创建起以近便与分工为基本原则圈定的跨路军资调拨区域。
1.川峡四路—泸南战区调拨区域。在开边泸南的过程中，宋政府逐渐构建起以川峡四路（即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为核心的军资调拨区域。平定泸州“夷事”之初，都是由梓州路转运司率本路“数州”为日益增多的屯戍部队“配率飞挽”和提供“犒赏钱帛”。但随着后期乞弟等叛乱势力的崛起，宋政府不得不改变应对之法，以近便为原则扩充财赋支应区域，并对之进行一定程度的分工。一是由成都府路与梓州本路加大钱粮供给。元丰三年六月，令“留司农钱物之在蜀者，以给攻讨之费”。从后来具体调发财物来看，主要包括成都府路和梓州路两地的常平钱粮，分别为34万贯（钱20万贯、米20万石）、24.5万贯（钱21万贯、米5万石），当以成都府路为主。二是由梓州本路及成、夔两路负责运输人力畜力的征集。其实施原则是“差雇人、牛等先本路；如不足，于夔州路；又不足，方得于成都府路”。三是由夔、利、成诸路转运司“办具应副”前往“泸州军前系军马所由道路”，而按照此时粮草要“随军同行”的规定来看，这也是运粮之道。
由此可见，创建泸南战区军财调拨区域的近便与分工原则，主要体现在人、财、物的调配依据可供性尽量缩短运送距离，在此基础上降低成本并增加效率。梓州路雇募人力成本较低（见后述），运输距离较近而费用更低，故调征人、牛等以本路为先，而钱粮尽本地所出；钱粮不足者，主要运自为西蜀诸路之首，又居泸州水路上游可方便物质运送的成都府路；运送及修路人力、畜力不足者，重点选择与泸州较近且成本较低的夔州路，稍远的利州路与价格更高的成都府路也要参与进来。这就是川峡四路—泸南战区财赋调拨的组织情况。若是进一步结合前文所述泸南军供来源来看，泸南战事朝廷直拨仅为200道度僧牒约2.6万贯，且主要在战事规模相对较小的前一阶段，可大体推知按照近便和分工原则对这一战区调拨财物，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且有效的供补机制。苏辙于元祐初言：“先帝向时为泸南用兵，两川应副疲极。”其所反映的正是川峡四路分工合作竭尽全力共同支援泸南战事的实情。
2.南北十二路—广西战区调拨区域。泸南战区实践和贯彻的近便与分工原则，实际在更早的开边交趾、创建军资调拨区域过程中率先得以确立。北宋政府调拨他路财赋支济广南西路，始于皇祐侬智高事变之后。当时以“广西土瘠民贫，并边多寇”为由,认为要加强兵备而本地财无余力，遂规定湖北、湖南支衣绢、絁、绵，广东供米、铜、铸钱，加上提盐司给盐等，每年所付总价值达110余万缗。随着宋对交趾的战争依托广西路展开，除了两湖与广东这些邻近路分要继续承担支援军供的任务，开封、京西南、京西北、福建、江西、江东、淮南、两浙等众多稍远路分亦逐渐参与到对其供给的行列。广西本路虽财力有限，但也还是首当其冲之地。由此，将宋境超过半数路分囊括在内，构建起南北十二路—广西战区军资调拨区域。
一是由湖南、广西、广东、京西南和福建诸路供应粮草。熙宁八年最初规划的22万石粮米大豆准备由广东、湖南和福建三路“计置”，之后根据战况调整支拨来源地及其数量。其中，湖南实给米与豆麦60万石，广东15万缗粮草，京西南路谷20万石，福建米3万石，广西本路截留上供米约6万石，在本地籴买约78.5万缗（现钱46万、度僧牒钱约32.5万）的军粮刍粟。二是由江南、两浙、湖南、广西和广东诸路供应现钱。其中，江南、两浙路116万余缗（江东86万余铸钱，不分路30万常平、上供钱），湖南上供钱20万缗，广东铸钱10万缗，广西本路常平钱、上供钱和公使钱17.9万缗。三是由江西、江东、淮南、两浙、湖南、湖北六路供应军器，由开封、京西、湖南、广东、福建六路供应车船。朝廷曾派王元负责“江淮荆湖六路计置点检催促军器”，专务“安南用师”军器制造与输送；又诏令京西路转运司与开封府界提点司“共括”运粮车辆“千两”并起发湖南和广东“平底船千只”均备运送钱粮之用，亦有福州船户船只“被募征安南”。
据此来看，创建南北十二路—广西战区军资调拨区域的近便与分工原则，大体是按照军资轻重、资源分布和生产运输条件来加以实施的。其较重难运的粮草主要从战区本路、湖南与广东等邻路、京西南和福建等远路运送，三者在总计151.6万贯粮价中分别占54.6%、37.6%、7.8%。其中，本路与邻路超九成二，体现了尽量就近运输以减少运费的原则，远路虽然距离稍远，但京西南路的谷粮在长江沿线州县收集，福建粮食则可经海路运输，且有船只可供募征，均是水运便利之地。而且军粮为战时急需，非现钱可代替，数量又极为庞大，朝廷为此特别规定广南、荆湖、福建、京西南诸路“转运、提举司各协力应副军兴”。其中，京西南路转运司需“常轮一员应副（广西）军须”。现钱的提供主要来自设有铸钱监的江东与广东两路，其次为邻路湖南和广西本路，江南和两浙路最少，它们分别占现钱总值163.9万贯的58.6%、23.1%和18.3%。其中虽然也涉及邻近因素，但现钱较粮草便于运输，因此现有铜钱资源的分布应是更重要的考虑因素。军器与车船的供应分别由江淮荆湖六路和开封湖南等六路承担，这一安排取决于各路的既有基础与条件。王元主管前六路军器事务时，当地因承平时久，“兵备尤弛，戎器取充数而已”。但他到任后很快督促制造了足量的军器，“水浮陆转，军兴得不乏”，这表明这些路分的相关生产运输条件均较合适。车船主要来自后六路，当地民众本就惯用车船作为常用运输工具，因此括征输送均较方便。此外，单从钱粮两项来看，广西本路与湖南、广东两邻路合计供应187.6万贯，占总供给315.5万贯（因军资有钱粮转换，存在部分重复计算）的近六成，其余远路仅占四成。加上军器、车船等费用，远路所占比例应该不会超过一半。
显而易见，川峡四路—泸南战区与南北十二路—广西战区军资调配的近便与分工原则实有很大不同。前者的钱粮、人力与工具无论轻重都运自战区近地四路，只是根据其相应资源的多寡与成本的高低而略有分工，其基本能满足本战区军供需求，无须中央大规模支济；后者的粮食则主要来自近地三路，现钱、军器、部分粮食和车船主要来自更远的有相关资源与生产运输条件的适产兼便运的九路，因而是在更大范围与规模上实现了分工，其近便原则亦相应要打折扣，需要相应路分财事主官承担应负责任。即便如此，这一战区仍然存在大量军需缺口，不得不由中央直拨官告、金银和现钱等超过146万余贯的经费加以补助。
（二）人、畜、车船与“水浮路转”：军资转输网络的构成
按照近便与分工原则创建的战区军资调拨区，虽然钱粮等物质尽量按照就近原则提供，但在供给地与补给地之间仍然存在着或远或近的距离。在当时现实条件之下，各战区只能依靠由传统运送方式构建的转输网络，以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辅以车辆和船只作为运输工具；在线路上则采取长途水路和近距陆运相结合的方式（即“水浮陆转”），以高效地将钱粮等各类军需物资运至前线。
1.人、畜、车船：军资转输的动力与工具。人力运输是神宗西南军运所采用的最普遍和最主要的运输手段。除开边渝州和南北江史载不详之外，在泸南和广西的军事行动中都征集了大量民夫役卒来承担军需粮草的运送任务。熙宁九年与元丰元年，宋廷先于广西进攻交趾，本路转运使建议募夫40余万人随军搬运粮草，后经郭逵经画减为20万人，这还不包括量力自负的士兵和辇运辎重的峒丁；后于泸南平定“罗苟夷”，“调民夫数万，馈挽以进”。
这两次用兵分别为10万、0.5万，军运民夫数为士兵数的2—4倍（4倍之数以后者“数万”最低2万计，由此也证明广西漕司的建议并非无所根据）。元丰三年始征泸南乞弟，韩存宝率部进军所用“运粮夫三万余”，换帅林广后则从其所请“差雇夫五万”，而两次用兵数分别约为3万、4万，可见此时运夫与士兵的数量已接近持平。
宋廷在广西和泸南两战区分别累计征调人力丁夫20万人、10万人，即西南边地总数超过30万人，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从史籍记载来看，官府是根据各战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雇募和差役两种方式来加以实施的。广西战区采用了以差役当地保丁为主，并适当补助钱米的方案。该地战事初启之时，在广西转运司的建议下，实行的是先行募夫，如无人可募，再差征上三等户的方案。不久中书提出，在此军兴危难之际，“夫力必须倍邀价直”，而且本地三等以上户很少，很容易致使其“破坏资产”，朝廷遂采纳其言：“令本路随远近番次差保丁充夫，日量给钱米”。后来因战事愈急，所需“差夫极众”，又在桂州等地扩大差夫范围，“每差保丁两番，即于附保人内差夫一番，各量给钱米”。荆湖南路转运司奉诏供给广西军需，由于本路“实无人可和雇”，结果亦不得不在潭、衡等州“依敕差雇人般运”，给予丁夫一定数量的“地里脚钱”。本战区征用船只运送军资所需水手则一般采用雇募的方式。熙宁九年四月从湖南和广东等地“雇水手运载钱谷”就是如此。
泸南战区前两次战事中的“数万”及“三万余”雇夫征用方式不明，但从它在最后一次战事中的实施方案来看，当均是以雇募为主。元丰四年梓州路转运司对供应林广军粮所需民夫数进行计算后，制定了初步计划：“差雇夫五万，内本路四万，成都府路六千，夔州路四千”。后来考虑到三路雇夫价格高低不等，又确定了本路优先、夔州路次之、不得已成都府路的雇募原则，“及军行”，果如所料，梓、夔两路雇一夫价格为0.3万—0.4万，成都府路则要“加倍”。除明码标价给雇募之费外，战时还存在“既输粮，官不复给食”的情况，但事后会按照雇募工种类别，相应蠲放不同比例役钱，以此作为补偿。元丰六年诏云：“梓州路昨因泸州边事，随军般运工筑正夫之家，曲赦放免役钱外，其余雇人工役之家，放一料役钱五分；沿流州县被差夫与骡马外，更差雇舟船水手之家，加放一分。”
西南各战区的军运民夫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死亡率极高。征讨交趾之末，“夫二十余万，冒暑涉瘴，死亡过半，存者皆病瘁”；而泸南乞弟之役，“诸州民夫负粮者”，“多馁死不还，有名籍可知者四万人，其家人辅行及送资装者不预焉”。这些因暑热瘴疠或饥饿致死的民夫之多，充分说明当时对民夫运送军资的严重依赖。
起发丁夫用人力运送军资时，往往需要征括车船等运输工具，并辅以牛、马等畜力。如前所述，广西战区为运送钱粮等物资，从开封和湖南等路征集的车辆和船只数均超过1000，此外，还用“马量力自负，及于出产处买水牛驮米”，亦“用小车、骡子往来驮载”。泸南战区则主要是从本调拨区域征用畜力和船只运送军资。如梓州路转运司为“约备”林广大军“八十日粮草”，经朝廷批准后，于梓、夔、成诸路差雇“牛、骡、马共一万”，同时在“沿流州县”差雇舟船。
2.“水浮陆转”：军资转输的主要路线。关于神宗西南开边军需钱粮转输的交通路线，笔者在史籍中未见到明确翔实的记载，但仍然有迹可循。总体上看，各战区大体以上供漕运转输路线为基础，构建延伸至前线的军资供给线，其基本特征是“水浮陆转”，即大体以各调拨区域的水路为长途主干，而以水路两端近距陆路为辅助。其基本特征为“水浮陆转”，即以各调拨区域的水路为长途主干，水路两端的短途陆路为辅助由于渝州与南北江的开边战事以本路供给为主，我们仍然主要以广西战区与泸南战区为例加以说明。
广西战区以钱粮为中心的军资调拨与转输，其长途路线有两条。
其一，潭州—衡州—全州—桂州—横州—邕州—太平寨一线，主要依靠大江、湘水、灵渠、漓水、浔江、黔水、洧水、左右水等水道相连。这条水路本是广西上供的主要路线，只是输送军资的时候由顺流变成了逆行，但因其中灵渠水运在嘉祐中得到修复而使“军兴转粟可十倍”，有效提升了军需“馈饷”之便。故广西路转运使要“随行饷军”之时，就要征用船只水手“运载钱谷”。这条路线上的潭、全、桂三州是重要的仓储地和转运枢纽，战时主管部门多次要求地方财政官员将筹措到的物资集中运送到这些地方。熙宁九年初，朝廷下诏截留发运司上供钱物，并限四月“运毕”于潭州，安南招讨司也要求广西转运司在十月之前将备用干粮“依数办集于桂、全州”。潭、桂二州作为路分首府，不仅是军粮储存转运之地，又为大军屯驻地，转输粮草事务繁忙，所需运粮民夫极多，不得不在本地“依敕”扩大征差范围，甚至与潭州相邻的衡州和与桂州邻近的宜州都有征差的任务。横州则是前期针对其周边钦州等地用兵供粮的中转地。熙宁八年十二月，广西“经略司不住发兵往钦州策应捕杀交贼”，本路转运司所“支粮米五千石”，均是由“横州募人负载”，当是自横州河港运送。邕州乃是南征宋军对交趾发动反攻时的水运军资汇聚之所，故熙宁九年六月诏云：“邕州最为根本之地，钱粮军需皆在其中。”太平寨则是水路运送军资的最南端。同年九月，广西转运判官奏请广东路舟船“径赴邕州计置粮草入峒”。若结合此前广西转运使要求发兵“控扼”太平寨等地，以确保“运粮无虞”的举措来看，其所指从邕州入峒之路，无疑就是经此地转入左江蛮峒进攻交趾的陆运粮道。宋军后来进驻思明州及其先遣部队自此由水路改陆路，就证明了这一点。依靠这条广西上供的重要水路，不仅使湖南与广西本地巨量钱粮得以运送前钱，而且能让湖北等路军器、京西“沿江州县辍谷”及其与开封府路支援的车辆顺大江运至军前。
其二，东南诸路至广西的江海一线，主要由大江中下段、东南近海航道与西江等诸水路组成。作为广西战区军资调拨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两浙、福建、广东等路，依赖江、运干道及东南沿海成熟稳定的近海航道，可与广西节次互通，其中明州、福州、泉州、广州、梧州、钦州是重要节点。江南、淮南、两浙等路军器被“水浮陆转”至广西，福建路应副粮草和福州船只“被募征安南”，江南、两浙上供缗钱让商人“入便”于广东，中央拨“补牒”于广东换钱籴粮入广西，均表明这些物资是通过同一水路运输，但具体如何通过这条水道完成转输，却并不明确。前举广西路要求广东运粮船“径赴邕州”，虽有“自广州沿海发船，抵钦、廉界泊岸”的航道和“取钦、廉走邕，不数日而至”的陆路，但尚无两地海港与邕州直通的运粮水道，因而只能选择走西江水道。据此可推，东南诸路经大江沿海的军资到达广州后，大概率通过逆行西江过悟州的内江水道至邕州。
广西战区凭江海航道将本调拨区近远诸路军资运送至前线，但战场并不都在水路港口之处。熙宁八年十一月至次年正月，交趾主动攻宋并夺取钦、廉、邕等州，除邕州外，防守钦、廉二州的军需粮草均由民夫从水路河港经陆路搬运。熙宁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宋军自水陆两路组织反攻，主力则是从太平寨至思明州屯驻。主将燕达招降得广源州后，沿决里隘、机榔县、拔门州而至富良江北，与交趾兵展开决战。此线粮草只能从太平寨由民夫、士兵和马牛量力背负，而包括此路在内的经过蛮峒通往交趾之道“蓊塞”而“不通人行”，故由本地峒丁“踏白开道及辇辎重”。南宋人所记“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县，过乌皮、桃花二小江，至湳定江亦名富良江”这条通往安南陆路的畅通，大概就与当时宋军进攻及军资运送之际对之进一步“踏白开道”有关。
泸南战区川蜀四路至战事前线的“粮道远”，且陆运“粮道艰阻”，大致形成了以大江及其支流为主体的东西两条运输通道。东部为果州或渠州—合州—渝州—泸州一线，主要由嘉陵江、涪江、渠江和大江等水路相连。梓州路东部果、渠、合三州所筹集的军资大概沿三江顺流而下，然后汇入大江，再西向逆水而上至泸州。其中，合州作为三江汇聚之地，在此线运路中尤其重要。元丰二年，本路转运司征辟费琦负责督运讨伐“泸州夷”粮草，因“数入瘴乡”而感染疾病，启程准备“归合州之寓居”，但因“至渝南不起”，卒于其地“白崖舟中”。这里反映的当是这条运路。费琦所运送者中还有“夫”，即民夫，可见梓州东部三州与承担较多派夫任务的夔州路大概也是从此路运送夫力。西部为梓州路西部诸州—成都府—眉州—嘉州—戎州—泸州一线，主要由两段组成：一段自梓州路西部梓、遂、普、资诸州“般担纲运”至益州成都府，再“分辇负檐”转至嘉州的陆路；一段自嘉州蜀江顺流而下，入大江后东流直抵泸州的水路。自宋初收复蜀地以来，该线一直是成、梓等西蜀诸路财赋经江陵府上供京师的重要一段。泸南战区从成都府路与梓州路西部调拨钱粮，也应经由此线运送。从三次战事约10万雇夫之数来看，要从陆路“般担”的西部运道应是主要的转输线。但毫无疑问，东、西两线的水运距离均较长，因而需要在所经过的诸江“沿流”各州县“差雇舟船水手”，这也是时任梓州路转运司主官创“折运法”运粮的实质内涵。
泸南战区东西两条转输线的目的地均为泸州江安县。苏轼在与李琮的书信中提到韩存宝征乞弟之事时，就言及“今粮运止于江安县”。这是由泸南重大战事均选择从江安县进军所决定的。但从大江南畔江安县深入“夷界”征讨，宋军往往还要行进较长的距离。如“自江安至乞弟住坐处，犹须十二三程”，因而需要进一步随军运送军资。转运司主官采取的办法有二：一是“吏士以糗饵行”，即出征军士自负干粮，但“其势不能过一月”；二是继续沿着“自发纳江，即入丛箐”的水陆通道运送。元丰三年十二月大军进攻乞弟，安排“水运粮千余石、钱七百余千”及“陆运”“辎重”一同前往，结果在经过“晏州夷”之地时遭其“水陆攻劫运道”，所有军资均被掠夺。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出现，官方采取了控制沿线少数民族首领及家人的措施，令其所部“诸酋各占所居地，防援饷道”，以保障钱粮运道沿线的安全。由此，“入箐道而无钞略之患”，保证了“自纳江至归徕州”（即乞弟老巢）这条“粮道”的畅通。当然，宋军在此深入“夷界”，不仅粮道皆为险阻，有时还要重新开辟随军同往运粮的“所由道路”。而入“箐道”或辟新路，在山林荒野之地运粮，往往有感染瘴疠的风险。这正是费琦作为梓州路粮草督运官要“数入瘴乡”而致“感疾”的原因所在。
概而言之，神宗朝对西南开边地区军资的供给，主要依据战事规模大小组建涵盖不同范围的调拨区域，并在原有上供漕运系统的基础上构建起转输网络。调拨区域分三种类型：以夔路和荆湖为样板的本路区，基本由战区所在路自供军资；以泸南战区为典型的邻路区，主要由战区本路与邻近诸路支拨军资；以广西战区为代表的辐射区，除本路与相邻路之外，更远一些的东北向路分也被囊括在内，组成扇形供军区。这些调拨区域的组成，大体贯彻了近便与分工的原则，其中钱粮就近供给在各类型调拨区中均表现得较为突出，而属于邻路区的泸南战区在此基础上根据各路财力、运输条件和人力畜力雇价等而略有分工，属于辐射区的广西战区则综合考虑资源分布与生产运输条件，在更大规模的钱粮、军器和车船等军资的供给上进行分工，从而使其近便原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按照近便与分工原则，被划入相应战区供应地的诸路将军资运送到前线战场，原有上供漕运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将之扩展延伸和强化部分节点功能，构建起由人力畜力相参的运输动力系统、车辆船只兼用的运输工具系统和“水浮陆转”的粮道系统共同支撑的转输网络。
三、管理机制与供给特征
熙丰西南开边各战区财源结构、调拨区域与转输网络等财政供给方案与制度的渐次形成及实践，均离不开宋廷以兵财两事融合为核心的军事财政管理机制的调适与重组，由此形塑了地方财事机构主导与专设军事机构主导两种管理机制，有效改进和适应了战时军资供应。而由这两种管理机制连同军供方案与制度一起构成的西南开边财政供给方式，与同期以陕西路边面开拓为主体的“西北开边”财政供给方式相比较所呈现出的异同，更能彰显其特征。
（一）兵财融合：军供管理架构及其运作机制
宋初以来的西南边路，原来实行的是兵财分立且“各不相统摄”的供军体制。加上朝廷距离西南边地遥远，导致一有“蛮夷”作乱，就会出现军资转输困难甚至战场失利。如皇祐三年（1051）淯井监之战，“兵民饥死者殆千余人”，就与此不无关系。直到嘉祐六年（1061），朝廷才同意梓州路转运司的请求，允许其与统兵官钤辖司“公共处置”淯井监“夷事”。泸南地区的情形在西南诸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神宗朝廷决定在西南开边，军供规模远非之前以“羁縻少费”“现地自给”为主调的西南军供可比。为保证前述供军方案得以有效实施，需对原有的兵财分立管理机制进行调整与改革。从实践进程来看，宋政府在中枢机构的统一指挥下，根据战事规模选择不同的改进模式，或让地方财事机构主导，或由专设军事机构主导，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兵财两不相知或双方主官“公共处置”的层面。由此在不违背祖宗之法的前提下，较好地理顺军财供应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
一种选择地方财事机构主导。这以孙构在夔州路与荆湖北路担任转运使时的开边举措为典型。孙构本为度支判官，在“渝州夷”扰边时，被任命为夔路转运使前往“处置妥帖”。他在前任转运使程浚“训兵蓄粮”的基础上，与积极建言采取军事行动的转运判官张诜“共议”，于边地储备粮草并“密以方略授兵马使”，并在用兵一度失利后亲自遣人招募土丁及组织官兵进军。孙构转任荆湖北路转运使，本来是配合章惇经制南北江“蛮事”。但章惇于熙宁七年调离之后，神宗认为“湖北事恐且须孙构照管”，赋予孙构实际主导权。他不但馈军有方，还“谕降懿、洽二州，纳归附州十四”，制定了该阶段利用各部族矛盾“使自相仇”的基本军事策略，取得“五溪皆平”的效果。由此来看，两路转运司不但提出开边建议和承担军资供给任务，而且主导协调军事招抚等开边策略与行动，反映了地方财事机构主导的军供体制的基本特点。史官评价孙构“勇于建立，西南边事自此始”，可以说是对这一军供体制内涵与实质的最好概括。
一种选择专设军事机构主导。这种模式尝试于荆湖，推进于泸南，以广西战区为典型。因湖南路转运副使范子奇提出“臣属而郡县”“梅山蛮”的建议，王安石派章惇以“察访荆湖路常平等事”的名义，“密图”南北江“蛮事”，而“犒设钱粮令转运司应副”。但章惇很快遭遇了“名为察访，则监司执不从”的尴尬境地，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烨与之争夺指挥权。朝廷只得重新讨论理顺指挥关系，明确让章惇主导而蔡烨“协力处议”。这中间神宗本来提出“蔡烨本路监司，委之了当似便”，继续按照孙构方式组织开边及其财政供给，但在王安石的劝说下，“察访常平等事”这一事实上的军事兼招抚机构获得了统一指挥权，转运司官员积极配合行动，并由此获得其奏赏“馈军之劳”，军供方式由此开始发生转向。但神宗没有在章惇离任后的荆湖开边中沿用“察访”体制，而是贯彻原有主张，让转运司掌控主导权，这说明由专设军事机构主导的军供方式仅为一种初步尝试。
泸南开边的专设军事机构与地方财政机构的整合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初期以熊本“察访梓州路常平等事并体量措置泸州淯井监夷事”，较之于章惇经制湖南，不再以“察访”之名行“密图”之事，而是明确其为专设军事及招抚机构。其主要军费来源除如前述由本路转运司直接筹措之外，还以这一军事兼招抚机构的名义请示朝廷，“计会”熊本，以所赐“度僧牒二百”入中粮草。“罗苟夷”作乱，梓州路提刑司建议派亲信大臣调遣陕西等地兵士，“专处置行营军事，而转运、钤辖同经制”。朝廷采纳此意见，命韩存宝为“都大经制泸州纳溪夷贼公事”，“应本路兵马并听存宝节制，其粮草钱帛委（本路转运使）高秉、（本路转运判官）程之才随军计置，不得预军事”。韩存宝与林广相继征乞弟，则将专设机构改为“都大经制泸州蛮贼公事司”。该军事机构按照实际兵马数量，牒告转运司为其预备粮草“随军同行”。本路转运司据此制定“聚粮折运”和“差雇［民］夫”等具体供军方案，并报中央同意后施行。同时，区域内各邻近路级转运司也要依照分工，承担“办具应副”之责。此外，公事司下“行军诸将”亦设立“毋得干预军事”的职务，其大概率为负责财政事务的“主簿”。此时不再有针对转运司官员“不得预军事”的禁令，他们可通过“以书促”、“谕”告、“先事经画”或随军参赞等形式建言军事主官开展军事行动，当然其主官“从其言”或“不听”者皆而有之。
荆湖与泸南开边时“察访”、“体量措置”与“公事司”等机构的出现，体现了专设军事机构主导的军供方式的重要特点：由军事机构主官统一指挥，地方转运司以“协力”“计会”“随军”等方式配合提供军资。转运司作为地方财事机构，从协助处理、共同商量、“不得预军事”，再到军前安排、制定方案和得以“预军事”，与军事行动的融合程度逐渐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兵财互不统属、两不相知和相互推卸责任的弊端。这些个案均是由战区本路转运司统筹军资供给，其后期虽然配置了分属于公事司各将的财事“主簿”，亦并未完全改变局面。这与广西战区在其专设军事指挥机构之下设置“都大提举计置粮草司”较大程度统管粮草军资供给的制度安排仍然有很大差距。
宋廷设立安南行营为广西战区军事指挥之所，置宣抚、招讨、总管诸司分管其事，而由一人为总领。但一开始其“经由州县镇”之时所需粮草等军资“并官给”，即在调拨区域内由各“路分转运司、朝廷差去官”筹措，造成其“随军移那”并无统一机构计置。对此，神宗同意在原有“诸路已自有官司”“专切计置”的基础上，以其“宣抚司特置官二员，可止充随军催驱粮草”。熙宁九年二月，宋廷成立“都大提举计置粮草”之司，由安南宣抚司副使赵卨任其事，使其成为安南行营宣抚司之下的军财统管机构。这一全面负责广西战区粮草计置的机构，不仅对供军路分转运司与朝廷差遣使臣能否及时“办集”军资之事有监督和弹劾之权，还可对征调事宜进行决策并牒令转运司执行。如根据朝廷安排“详度”福建、广东、湖南等路是否继续和籴储运军粮之事，并“指挥”各路施行；以安南宣抚司的名义移牒广西转运司“随行饷军”，并得到朝廷同意；受朝廷指派，对广西路转运判官所请求派广东路舟船“径赴邕州计置粮草入峒”一事相度处置；因桂、宜二州的运粮丁夫未调足而弹劾广西转运司，等等。可见，该司已被朝廷委托授予部分军供统筹决策权，其统管范围虽集中于广西及其邻近路，但也因拥有监督弹劾权而涉及整个调拨区，与其他战区转运司主要着眼于本路配合统筹供给军需的情形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较未设统管财政事务部门的公事司等专设机构更能全面反映军事主导的军供方式的特点。
客观而论，不论是由财事机构主导，还是由军事机构主导，这两种军供方式之下所谓的统筹统管之权，都是在宋政府中枢的诏令指挥下运作的。其核心无疑是要加强兵财两事的融合，避免原来二者分立之诸种弊端，从而提高军供效率。从实施效果来看，固然在各战区的军事行动中仍有军资运送的种种问题，但不可否认，史家所记当时“军粮有余”“粮道不至乏绝”等军供状况亦并非虚言。要特别指出的是，兵财两事的融合，不但是战时的权宜之计，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亦未完全突破“制军、给食”不可通一的祖宗家法。当转运司作为主导者统管兵财两事时，所制定的具体军事行动和供军方案，都需要“事闻报可”才能实施。而当其作为专设军事机构的配合者时，除了由中央直接给出方案诏令其行动，一般要在接到其军供牒文按要求制定详细方案后，及时上报中央得到批准才能加以实施，否则就会被问责。元丰四年四月，梓州路转运司擅自“关牒”成、利诸邻路造铁蒺藜等军器，朝廷得知后下诏缩改其方案，并要其“具析”未将此事上奏的“因依”。另外，如前所述，各调拨区域内主管常平系统的地方提举司虽也与转运司一道出钱籴粮“协力应副军兴”，但似乎一般不参与主要由转运司负责的方案制定、转移输送、随军参赞和对接军事机构等重要军供环节的事务运行与管理。只有在战区本路转运司主官人手不够时，宋廷才会让提举常平司的官员“兼权”转运司官职“管勾”除“随军”之外的“界首事务”。这也是我们在前文考察兵财事权关系时，将提举常平司这一重要地方财事机构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
（二）规模效率：与同期西北开边财政供给方式比较的特征
神宗朝廷在为临时应对西南开边需要而创建起新的军财供给方式的同时，又因在以陕西路边面为主体的西夏防区进行“西北开边”，先后组织啰兀城之战、熙河之役、灵州之战、永乐城之战和兰州保卫战等系列战事，而在原有成熟军供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军需供给方式。将两者作一粗略比较，更能凸显西南开边财政的整体特征。
1.均由中央统筹经费，但西北的财源结构更加突出由朝省本级直拨主导。北方“三边”自宋初以来一直为宋朝国防重心，到仁宗朝时约有上百万禁、厢、乡各军种兵力屯驻于此，渐占全国总兵力的一大半，平时与战时岁支为天下总支出的1/3至70%。陕西等三路亦因要承担屯田、入中、和籴、运输、就粮及堡寨保护等后勤补给功能而成为繁赋重役之地，由此构建起应对持续军事对峙的高投入、高成本的常态化军供体制。神宗西北开边经费同样由中央统筹巨额开支，其来源则是朝省本级。
直拨为主，西川、东南等近远路支济为辅，与西南供给主体结构相反。正因如此，朝省以禁榷收入等当时国家财源中的优质赋税大量供给西夏防区，形成川茶、酒利与解盐三足鼎立、共同补助军需的格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三年至元丰五年所载，朝省于西川、东南诸路所拨分别超过3900万、2162万复合单位。其中，仅缗线与银两合计分别不少于3400万贯、1346万贯，较之于西南开边近450万贯之数所多者何止10倍!
2.均遵循近便与分工原则，但西北依凭的是成熟的而非临时的军资运输体系。西北高投入、高成本的常态化军供体制，建立于较为成熟的军资运输体系之上，主要包括沿边、次边和关中各负其责的供给圈层，解盐钞与四川转输等中央常规资助，以及由入中、和籴等市籴之法构成的民间商业渠道。神宗朝西北开边，同样以此运输体系为基础。其近便与分工原则，不再主要体现为钱粮等核心军资由邻路支济，以及调拨区域内诸路作为供给来源端的不同职责，而是表现在按前线与次边近里的圈层筹集钱粮，并对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诸安抚司战区路进行不同定位。一有战事，这些战区被划分为前沿与后方，各自负责相应的军财事务。例如，“粮食运输仍然遵循就近和利用河谷作为交通道路的原则”，并且要“修筑堡寨疏通粮道”。元丰年间，宋对夏的进攻态势更为积极，朝廷对于前沿“军兴”之路的优供之法则是各“权置”转运使，“逐人惟以调度军食为急”。同时利用了更大规模解盐钞和市籴等市场化机制运输军资。解盐钞岁额达到242万缗，采用“惟厚与价，使民竞入中”的办法“以供军粮”。这些成熟的因时因地制宜方法的推行，使其供给效率更高。这集中体现在西北由官府动员的运送丁夫的规模，相较于西南地区要小得多。元丰四年灵州之战供馈五路近“百万”大军补给，朝廷征发京西及陕西本地运粮丁夫33万余。丁夫仅为士兵人数的1/3，远少于西南1—4倍之数。
3.均有兵财合作的管理体制，但西北地区是制度性优势与强势军帅使之运作受限同时并存。神宗之前，西夏防区兵财分立始终是主基调。神宗西北开边，逐渐建立起以军事主帅身兼二职或强势主导为特征的兵财合一体制。熙宁四年熙河拓边，朝廷任命王韶勾管秦凤路缘边安抚司，兼营田市易务，“收其赢以佐军费”，这标志着由帅司主导的兵财合一体制的正式开启。熙宁十年至元丰七年，神宗专派宦者李宪经制熙河（秦凤、兰会）路边防财用司，兼管财经与军事，并参与灵州之战，又总领两路（熙河、秦凤）乃至三路（即前二路加泾原）兵马安抚制置使，其本人亦“视转运使”，集兵权与财权于一身。元丰年间的其他重要战事，基本按照军帅主导、漕司配合应副的方式组织供给。灵州战事中实行“兵与粮相须一体，令常相依附”，出兵所用粮草、丁夫等由相应前沿战区路“转运司应副”，以至各军“有无虽通，然人情终各自为计云”。转运司密切配合本战区路的军事行动，使兵财两事的融合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而从其实际运作状态来看，西北军事主官的强势主导及其与漕司高度紧张关系的状态，又使其兵财两事的制度性融合受到极大的限制。灵州之战时的王中正与庄公岳、种谔与李稷，以及永乐之役时的徐禧与李稷、沈括等帅漕或军事主官之间关系的事例，所呈现出的前线补给组织之混乱与效率低下，颇具代表性。换言之，西北军帅的过分强势所激化的相互矛盾，反而削弱了其与漕司的协调配合能力。西南地区虽然也逐渐形成了军帅为主、财官为副的供给配置模式，但主帅并不过分强势，能采纳漕司的意见，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少见极端对立的情形，这无疑有利于漕司配合供军。
简而言之，相对于西北军费规模巨大、具备成熟机制和军财主官关系紧张，西南开边财政供给方式具有体量较小、临时应对和帅漕协力等三个重要特征。而这些差异的存在，根源于二者在国家战略层面有着巨大悬殊。西北开边，确立起先折服西夏，再向契丹复仇，最终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目标。西南开边，均是为了应对西南原属羁縻“溪峒诸蛮”或藩属政权，略作拓展，以消弭不安定因素，稳定后方。正因为对二者战略目标有不同定位，宋廷对其军供重视程度和经费预算安排明显区别对待，这在两地设官置吏的不同和分派兵力的极为悬殊上有所体现。哲宗初，文彦博论天下漕臣地位，就明确指出“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位于各路之上，而西南除了荆湖为“又次之”第三等，广西、梓、夔等路均为最低等之“远小”路。西北仅灵州一战出兵上百万，加上啰兀城、永乐城等战事，至少有110万余人。西南诸地参战兵士总数不过17万余人，因而其财政储备与供给的层级、来源和规模等明显不如西北地区。
前文从内部结构、外部比较和国家战略层面，勾勒了熙丰西南开边财政中“物”“人”和机构的运作实态及其权责分配，是笔者以之为典型个案，综合剖析宋代军事财政的一种尝试，旨在重新审视宋代募兵制对财政体制影响的阐释框架。汪圣铎等较早关注到在传统农业税之外工商业税的崛起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内在联系。前揭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则进一步从募兵制导致的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的地位，建立起有关宋代“军事财政”自成体系的分析框架。他认为赵宋国家财政围绕军需展开，通过财政货币化不断加强对生产与商业的支配，军需供给强调实物的使用价值并力图减少运输成本，并在“市估”之外另创“时估”购买军资，而国家军需的实物供给主导了市场物流。对于这一关于北宋“军事财政”的阐说，学界多有肯定，但也指出其偏重中央财政机构、脱离大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缺乏历时性比较等不足。而笔者关注的是，此阐释框架主要基于京师和北方沿边军需供给，进行理论归纳与
总结，其着眼点在于从货币对社会统合的决定作用来说明“物”的出入，即中央财政的军费来源与调拨转输。易言之，宫泽知之立足宏观视角观察当时国家财政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较少关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具体军事行动中的军费拨给和运作机制，以及实物供给背后的现实生产条件，因而其所谓“军事财政”的内涵维度的完整性、地域空间的差异性、前后发展的阶段性和实物价值论等，均有待进一步补充和修正。我们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对神宗西南开边军事行动中由方案、制度和机制所呈现的军财供给方式及其特点的梳理和概括，当能裨补于此。
一是“物”的出入（即军费来源与调拨转输）由中央财政主导，地方政府亦承担相应责任，而南北差异、实物供给与军供基础、战略定位及现实经济条件密切相关。首先，国家扩大财政收入（即广义上的军费来源），并非单纯地依靠财政货币化，而是如前引包伟民、黄纯艳等所论，通过创立双轨制征调、开拓工商税赋，并推行储备优先于“经费”与“阶层性集权”等综合性财政体制改革，以此调动地方参与并增强其独立性，从而使国家对生产与商业的支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本文所讨论的开边军资供给（即狭义军费来源），则是广义军费在具体战事中的分配格局，涉及中央不同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军资供给责任。其次，财政货币推动军用物资的市场化购买，但军资运输非仅依赖由之引导组织或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流通，必然还需要央地政府特别是财事机构组织运输。这其中既有京师和北边由国家（特别是中央朝省）倾尽财力支援，并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运送实物的方式，也有西南由地方分担主体财政供给责任，并通过划定调拨区、组织民夫转输实物的方式。这反映出南北之间临时应对的调拨渠道与成熟运作的军供体系之间的差异，其实质源于国家战略层次的不同定位。再次，管理货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社会仍处于实物经济状态的现实，南北军需中通过商业流通或组织民夫进行实物供给，并非强调实物的使用价值，而是由其所根植的生产状况所决定的。
二是要充分重视兵财机构及其主官之间的关系状态，同时要看到其前后发展的长期趋势。首先，军事财政除了广狭两义上的“物”的出入，还包括央地兵财各类机构及其主事之“人”的权责分配与互动关系。在中枢朝省居中统筹决策之下，专置或常设军事与财事两类机构之间进行分工合作，逐渐形成以军帅主导的多种管理机制，以应对重次军情。西南财事主官的相对独立与西北军事主官的强势主导，均会影响兵财融合的实际成效。若前线战事规模较大，则会进一步放大其缺陷。其次，国家财政围绕军费展开，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经历了主要由一路转运司负责逐渐转变至由中央全面主导的变化，神宗开边财政供给各方式之实态则揭示了其发展脉络。西北西夏防区主要由朝省直拨，这一模式是自宋初灵州初战由转运司统筹、仁宗朝与西夏三战，渐由朝省统管发展而来的。西南既继承和展现了南北原来皆有的“以一路之资，供一路军费”（即现地自给）的传统，也扩大完善了原来南北边路由周边远近路支济军需的做法。再次，神宗南北开边供给方式主要为应对较以往更大规模战争需要，如果此后再有规模不大的战事，相应的军财供给则会反过来回归到全由漕臣负责（徽宗时童贯镇压方腊之役当为一例）。这当是北宋军事财政发展的长期趋势。
四、结语
宋神宗熙丰年间西南开边财政供给方式，是在原有“羁縻少费”治边理念与“兵财分立”“现地自给”军供制度的基础上，为适应开边战区增多与军事规模持续扩大而采取的临时应对措施。一是优化财源结构。这主要通过打破原来“以一路之资，供一路军费”的限制，由中央创建的双轨制征调系统统筹经费来源，支拨由战区本路、周边远近诸路和朝省本级存管的且分属于三司（户部）、司农（朝廷）、内藏三大财事系统的中央财赋，分配给各战区。其中，来源于周边路和常平系统者引人瞩目，其主要去向则是战事紧要的广西与泸南两战区。二是划定调拨区域。将战区路与周边远近路固定为一定的对应调拨关系，小者以渝州与荆湖自供为样板的本路区，中者以泸南邻近四路为典型的邻路区，大者以广西及周边远近十二路为代表的辐射区。这三种类型调拨区域均贯彻近便与分工原则，并根据各自财力、成本、资源、运输与生产条件等而有所侧重。三是畅通转输网络。依赖于差征雇募大量丁夫、畜力和车船提供运输动力与工具，并由江海成熟漕运水道和新旧陆路组成供给线。四是重组管理机制。以兵财两事融合为主线，形成地方财事机构为主导和专设军事机构为主导两种方式。其中，前者推行于财供规模局限于一路之内的渝州、荆湖战区，后者则主要实施于需多路联合供军的泸南、广西战区。
熙丰西南开边财政新建之时，西北开边财政亦全面展开。将二者运行实态粗略比较，可发现前者体量较小、临时应对、帅漕协力的整体特征，后者与之相对应的是规模巨大、成熟机制、军帅强势的整体特征。这与宋廷在两线开边战事中对于财源分配、调拨手段、转输成本和兵财机制等财政要素的不同偏向与选择密切相关，实质是由两者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巨大差异及由之限定的战争规模所决定的。这些认识有助于进一步从内涵维度、地域差异、前后变化和实物价值论等方面，补充修正以宫泽知之研究为代表的宋代“军事财政”阐释框架。当然，这些个案化的补充修正肯定仍是不全面和偏颇的，希冀更多的阐发于来哲。
